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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新聞由苦勞網提供

【孫窮理／苦勞網記者】在台灣這一波反服貿運動的訴求中，還存在著一些誤解。一樣從《美韓FTA》簽署的歷程來看，2002年，美國小布希政府取得國會的「TPA授權」，進行包括《美韓FTA》在內的多項自由貿易談判，「TPA」指的是美國《促進貿易推廣授權法案》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），顧名思義，它是一部促進、推動（Promote）自由貿易的法律，所採取的方法，是經由國會授權，讓總統在一定期限之內，與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，這些協議帶回到國會內，進行包裹表決，省略冗長的國會程序。

2007年6月，趕在國會授權期結束之前，小布希政府與韓國簽定《美韓FTA》，但是，這種「快速通關」的邏輯，沒有辦法得到雙方國會的認可，談判再起，又經歷了五年，到了2012年，才完成整個程序。也就是說，「TPA」這個所謂的「特別立法」，是一個讓政府可以逃避既有國會監督的設計，簡言之，它破壞了，而非強化了既有的國會監督機制。事實上，自從2007年之後，美國國會就一直拒絕再對美國總統進行任何的TPA授權。在3月24日公共電視「有話好說」節目中，黃國昌以「TPA法案」作為支持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例證，與文化大學政治系教授楊泰順辯論，楊在節目後投書媒體指TPA其實剝奪了國會實質審查商貿協議的權利。

對於這點，力主「法制化」的人，例如中研院法律所的黃國昌，把「TPA法案」這個根本是「法制化」強化監督的負面教材來當做例證，立論實在太過薄弱。也許，想要從價值觀落差過大的群眾中找尋公約數，或者設定與自己對手折衝的餘地，運動的訴求最後收攏在程序議題上，我認為可以理解，但如此，卻帶來在這場運動中，對「民主」詮釋的一個悖論...（閱讀全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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