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個在精神病院工作了30年的護士，寫了一本書，《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》，可以說是我在2013年讀到最歡樂的書了。
作者小安是護士，也是詩人。對於很多人來說，精神病人，也就是瘋子，很可怕；精神病院，也是一個神秘和可怕，至少是怪異的場所。可是在小安的筆下，那裏沒有怪異，也沒有可怕，那個精神病院反倒像是一座美好的花園——那裏有一條落滿櫻花的小河，一座小橋，瘋子們和醫生護士們過著每一個簡簡單單、類似於幼稚園那樣的日子：唱歌，踢球，吵架，生病，看電影，談戀愛。那裏沒有太多的僞裝，一個瘋子喜歡另一個瘋子，就會告訴對方，和對方待在一起。瘋子們的生活簡單而純淨，他們昂首仰望天空，可以看上整整一天，就爲等待一架飛機從窗子上方飛過。
我很喜歡小安的文章，於是安排在我們報紙版面上開專欄。結果開了沒有幾期，就接到幾位老年讀者的批評：「你們怎麽可以口口聲聲地把精神病人稱爲‘瘋子’呢？這是對病人的歧視！」幾次三番地來信打電話，領導不堪其擾，只好把這個專欄停掉了。
但是，叫幾聲「瘋子」就真的是歧視嗎？
小安的文字，讓我們看見那是一個多麽純真的世界，那裏每一個人都那麽真實，像個孩童一樣活著。小安很熱愛她的工作，也尊重她的病人，她覺得那些病人的靈魂裏，有非常打動人的一面。所以，相比之下，我們身處的精神病院外面的這個世界，反倒顯得荒誕和離奇。小說家不再需要幻想，只要從報紙社會新聞角落裏扒找素材，簡單地拼接起來，就可以寫出荒誕的大作，其匪夷所思的程度，遠超出最富才華的作家的想象力。至於小安看待她的病人的態度，是不獵奇，不嘩衆取寵，而是衆生平等與理解。如果說，在她的筆下還有悲憫的情懷，那麽這種悲憫，絕不是對病人的憐憫，而是對我們身處的這整個世界的憐憫——是我們這個世界生了病。
他人的瘋癲，是映照我們自己的一面鏡子。如福柯所說，瘋癲「揭示了真正的問題所在」。
歧視是居高臨下的，憐憫同樣是居高臨下。對待精神病人也好，殘障智障人士也好，農民工也好——最合適的態度，不是歧視，也不是憐憫，而是自由自在，發自內心，真正把對方當作和你一樣的個體來看待。這種平等，並非只從「稱謂」上動一下手腳就算大功告成的。
關於稱謂，某些「勞心者」歷來喜歡拿這件事來做文章，以彰顯自己的水平，體現「執政爲民」的理念。不是要體現社會進步嗎？不是要表示我們是和諧社會嗎？解決別的事情太棘手，改個稱謂豈不簡單。「打工妹」、「農民工」不准用了，改成「外來務工者」，聽起來是不是「高洋上」（高端、洋氣、上檔次）多了？「站街女」、「賣淫女」也不准用了，改成「失足婦女」——更渾蛋了，原來叫「站街女」、「賣淫女」是行爲描述，叫「失足婦女」卻是道德審判，先把自己擺在了一個道德高地。幹了一件蠢事卻毫不自知，反洋洋自得。
一種水果叫蘋果，一種水果叫做梨，這只是名字不同，並不存在歧視與被歧視；同樣，有的職業是公務員，有的職業是清潔工，也並沒有歧視存在。如果只是因爲公務員表面光鮮收入又高，而清潔工工作辛苦收入低微，而認爲「清潔工」這個稱謂不好，有歧視，非要改成「城市美容師」，那豈不是很渾蛋的事情嗎？
如果真的覺得「瘋子」、「農民工」、「站街女」等等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低下，那是因爲他們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。看到這一點，想要讓社會平等，那就抛棄你的優越感，切切實實去爲他們做一點事——爲他們鼓與呼，讓他們享受到公費醫療，讓他們得到安全保障，使他們的生活得以保障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沒有真正發自內心的「平等」意識，稱謂再怎麽改都無濟於事。
【2013-12-14 聯合新聞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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