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題：解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系列三：中國行政體制改革（下）
文編／本報專題組
中共十八大的召開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翻開新篇章。十八大報告系統闡述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，包括：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；完善基層民主制度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；深化行政體制改革；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；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。
事實上，關注中國大陸改革的觀察人士注意到，中共十八大後，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，動作迅速、效果明顯。大陸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：「處於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交錯結合部的政府職能轉變，正是中國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突破口」。他認為，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實現「三清」（幹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）「四權」（廢除特權、弘揚民權、約束公權、保護私權），而這些目標的實現，都跟政府自身的角色轉換、執政理念和方式的改變息息相關。轉變政府職能，可以說是抓住了問題的要害。
大陸力求「更好發揮政府職能」--
中小企業普遍受惠
徐立萍從事茶葉貿易已經18年了。2013年，她在上海市中心徐匯區開了私人設立的第二家茶葉公司——栗誠商貿。令她沒想到的是，原本需要一周的企業登記註冊時間縮短到了2天。
「以前要辦成一件事，我們總是在政府和公司之間來來回回跑，成立一家新公司，以前單查名、核名，就要花費好幾天，但現在這樣的服務是『一站式』的，工商局的公務員甚至上門服務，細心的公務員還會替你的公司把疑難問題想在前頭，變化很大。」她說。
徐立萍的老家在浙江海寧，她的公司在上海市徐匯區工商局註冊，主要經營杭州龍井茶生意，每年銷售額幾百萬元。
上海市徐匯區工商局註冊科科長林歡說，儘管目前尚不能做到每家企業一上門就能享受2天的快速註冊服務，但自十八大以來，針對中小企業的註冊「綠色通道」正逐步打開。「增加和改善創業者對法規細則和辦事程式的瞭解程度，是提升政府服務效能的前提」。
「政府的服務在改變，對我們這些小企業主而言，首先就是節約成本，可以讓公司業務成長更快一點。」徐立萍說。
[小標]政府職能不斷完善
在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中，政府職能也在不斷完善。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調水工程，南水北調工程自2002年開工建設以來就備受矚目。除了工程建設，在移民搬遷安置和後期發展方面政府職能的完善也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湖北襄陽市移民局局長楊智勇告訴新華社記者，在建造移民房的過程中，各個安置點讓移民代表參與住房建造監督，以保證工程品質。實踐證明，移民參與度越高，滿意度也越高，搬遷安置工作也越順利。曾經參與監督施工的移民代表張永隆說，原來他家的房子又矮又小，破舊不堪，因為移民搬遷，現在居住環境比一些城裡人還好。
今年以來，行政機關「官僚主義」被作為「反四風」的一個重要內容。一批大陸政府機關不作為的典型案例被曝光，涉事人員被嚴肅處理。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，厲行節約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，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。
不僅如此，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，包括正在推進的新型城鎮化、農業行政管理方式的創新，也都必須得益於政府職能不斷完善。特別是，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，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，優化城鎮化佈局，就要政府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，加強農民工職業培訓和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的工作。
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認為，中國大陸深化改革，歸根結底需要依靠政府治理的改變。
經濟轉型離不開「有為政府」
文／林毅夫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）
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、中等收入陷阱，原因何在？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。
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《決定》指出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，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。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，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，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。
為什麼我們要把政府和市場關係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？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視角，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讀。
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。對於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來說，發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。二戰之後，不少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狀態，開始追求現代化，希望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。然而，至今只有兩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、再到高收入的躍進，一個是臺灣，一個是韓國；只有13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，亞洲也只有日本與「四小龍」。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多達180多個，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、中等收入陷阱，原因何在？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。
歷史地看，技術創新、產業升級始終是一國經濟增長、收入提高的基礎。如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好後發優勢，可以加速趕超、實現現代化。但是，由於二戰後的所謂「結構主義」的發展理念氾濫，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高度強調政府在推進重工業發展中的作用，結果經濟績效非常差，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。上世紀80年代之後，發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義代替，希望推行私有化、市場化、自由化，讓政府完全撒手不管。這樣做的結果，只能是增速更慢、危機更多甚至經濟崩潰。
前面列舉的幾個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點，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場、政府也積極有為。有效的市場必須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，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必須有競爭力，必須有比較優勢。如何形成比較優勢？企業家對於勞動力、資本、技術的偏好，是自發的，需要有效的價格信號作為前提，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之下才能形成，這也就是市場的「決定性作用」。與此同時，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，上層建築也必須隨之改進；此外，包括外部風險的平衡，不是個別企業家所能完成的，同樣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。
有為的政府，對於轉型國家尤為重要。這是由於，轉型國家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，需要政府來促進就業、關注民生、穩定社會。資金、資源如何避免盲目性，制度如何完善，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協調、支持。所以，從計畫到市場的轉型，並不意味著政府的甩手不管，更不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的良性循環。改革開放推行的就是一種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的觀念，比如雙軌制，既讓市場發揮作用，也讓政府改善基礎設施、完善上層建築，這也正是從1978年到2012年，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.5倍的關鍵性因素。
往前看，要應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、解決好一些領域的壟斷、尋租甚至腐敗，既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，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。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發展，消除各種扭曲市場的保護、補貼、行政壟斷，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，因勢利導，保護產權，維持宏觀環境，解決外部性等改革開放中累積的矛盾。如此，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就一定會延續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也一定會實現。（《人民日报》）
（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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