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林世煜（作家、鄭南榕創辦《自由時代》雜誌發行人）
鄭南榕死了很多次。在他自已選擇的那一次之後，二十多年來，他一次又一次被害。
原因並不難理解。鄭南榕的自焚，是對威權者統治者的正當性，進行一次最雄辯的顛覆。他寧可死，絕不配合威權者演出，去成就一齣叛亂份子被國法制裁的戲碼。他選擇從容就死，斥退人心最深邃的恐懼，撼動了統治者的權柄。
威權統治者不能容忍內心沒有恐懼的群眾，因此，鄭南榕必須被妖魔化。從他把自己燒毀那一天起，他們一次又一次的作賤他。說他精神異常，指他是恐怖份子。然而，在那些疾顏厲色當中，卻實實在在透著色厲內荏的氣息。鄭南榕令威權者和附從者感到恐懼。他們的統治正當性，道德權威性，都在他絕對的，無從辯駁的凝視之下岌岌可危。
所以，難容南榕也就不奇怪了。他們擔心，一旦南榕因為賦名而復活，他們據以立足之地就將瓦解。一旦南榕從死人中興起，他們的過往就形同被定了罪，他們的餘生，只剩下難堪。或許這樣潛意識裡的曲折，是成大校方抗拒、扼殺校園民主的深層原因之一。或許這也是中正紀念堂／自由廣場的名稱爭議，以及台大校方抗拒立碑紀念陳文成等事的心理背景吧。
我們面對的是某種深層的，文化轉型的難題。彷彿新典範新價值的興起，將以清洗舊思維舊入物做代價。新與舊互斥，我泥中沒有你，你心中沒有我。是這樣嗎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鄭南榕會怎麼說。
年輕的鄭南榕寫著，「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，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。因為我是個混血兒，父親是在日據時代來台的福州人，母親是基隆人，二二八事件後，我們是在鄰居的保護下，才在台灣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浪潮裡，免於受害。」決志之後的鄭南榕，則一次又一次在民眾面前，兩眼放光意興飛揚的說，「我是鄭南榕。我是一個外省囡仔。我主張台灣獨立。」
有時候，我們會如遭電擊的驚覺，鄭南榕是把自己當做燔祭燒了的嗎？ 把自己當作贖罪的羔羊那樣獻上生命的嗎？犧牲生命，是為了滌淨時代的罪業？滌清罪業，是為了安置和解的基石，啟動重新開始的機制？
鄭南榕以死解脫了他自身的困擾。他付出生命作代價，免了我們的羞愧，解放我們的束縛，許諾了未來的可能。祝福成大的青年，祝福昂然挺立的新生代。
鄭南榕的自焚，是對威權者統治者的正當性，進行一次最雄辯的顛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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